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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點 | 袁志剛: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深層矛盾和基本走勢—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新視角”

      發布日期:2020-08-16  瀏覽次數:

    【導語】

    本輪全球化的特點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以最大化資本贏利為目的在全球配置生產要素,同時也使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得到優化配置,結果是雙贏的。1978 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具有劃時代意義,為全球經濟增長和本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化出現逆轉。西方主流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為對象、資源優化配置為目的的高度抽象的研究范式,難以有效解釋日趨復雜的全球化現象。因此需要研究方法創新,聚焦主權國家的全球化行為,深入分析戰后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治理結構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矛盾。

    全球化導致的全球區域非均衡增長、發達國家實體經濟衰落、金融泡沫化發展、各階層收入差距擴大,是當今民粹主義、逆全球化行為泛濫的深層原因。中美關系是未來全球化進程中最為關鍵的因素,目前兩國合作與競爭關系日趨復雜,但兩國“正和博弈”空間大于“零和博弈”空間,仍然有可能在多元政治體制基礎上形成共容利益,共同為全球治理結構的建設做出貢獻。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自由貿易 國際貨幣體系 國際治理結構 政治經濟學


    “零和博弈”與“正和博弈”:全球化中的穩態力量與公共產品

    人類最初的全球化始于世界強國的帝國夢,宗教與軍事擴張是主要手段。從羅馬帝國崛起、 十字軍東征、拿破侖稱霸、大不列顛殖民地遍布全球到納粹德國征戰世界,帝國夢的結果都以失敗告終。世界實際處于無政府狀態,戰爭與和平交替出現,國際秩序大都建立在寡頭(雙寡頭或 者多寡頭)霸權均勢平衡之上,遠交近攻,結盟成為一門外交藝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①小國在大國均勢的夾縫中生存。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揭開人類經濟全球化的序幕。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當生產力極其低下時,國家之間的活動空間是“零和博弈”,戰爭與掠奪是國家的最高利益, 瓜分落后地區的殖民地是常態。當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航海事業成功取得歐洲霸權時,經濟全球化的原則是重商主義,各國爭取貿易出超而獲得盡可能多的貴金屬積累,并將其視作國家財富增長的象征。后來居上的大英帝國也曾經一度實行“谷物法”與“航海條例”,利用霸權地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其背后的經濟學邏輯還是“零和博弈”:一個國家的財富獲取以其他國家的財富損失為前提。與此同時,殖民地的掠奪與爭斗,是這一時期主權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表現。

    隨著工業革命的成功,英國經濟實力大大加強,世界貿易展現“正和博弈”的前景,自由貿易成為世界主流,也被經濟學所證明 :從斯密的絕對利益學說到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利益學說,每個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堅持自己的比較優勢,所有國家都可以從中獲得利益,使本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

    當美國的經濟實力超過英國之后,其繼續接過自由貿易大旗,推進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前提是自由貿易給所有國家帶來收益,即國家博弈的結果是雙贏和多贏,霸權國家推進自由貿易,霸權利益與全球利益“共容”。霸權國家在一定范圍里向全球各國提供安全保障和其他公共產品服務,表面上看起來很“無私”,自己利益受損,但實質上從中獲益匪淺。

    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看,全球處于無政府狀態,即全球不存在超國家主權的全球政府存在, 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由大國實力構成的均勢結構之上,同時這種結構狀態又反過來決定每個國家的行為,包括大國的行為。世界秩序與國際關系、國家行為之間構成一幅極其復雜的圖景,這樣的圖景無法用經濟學單一目標出發的理性行為解釋,結合博弈論或許是一個較為有效的方法。

    因此,國家行為取決于全球大國實力構成的結構狀態,是雙頭均衡、多寡頭均衡,還是一超多強均衡,會對各個國家的行為產生根本性影響。對于這一點,經濟學家是很容易理解的 :企業行為取決于市場結構,完全壟斷、寡頭壟斷和完全競爭之下的企業行為是根本不同的,對資源配置的方式也根本不同。國際關系學派中結構現實主義也反映了這樣的觀點②。主權國家在全球活動中的首要目標是國家安全和政治獨立,其次才是經濟發展。工業革命完成之后的兩次世界大戰,充分展示了現代戰爭在毀滅物質和生命方面的能量,更何況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出現并被投入使用。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特別是所有政治家以深刻教訓,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也已經被經濟學家充分證明。和平成為戰后政治和經濟活動的主旋律,是有歷史原因的。深受兩次戰爭所害的歐洲更是積極行動,戰后法、德、意三國領導人對歐洲地緣政治及戰爭歷史深刻反思、痛定思痛,1958 年歐洲國家推出歐洲共同市場的設想,是人類歷史的巨大進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開啟冷戰時代,世界分裂為兩個半球 :以美國為主的西半球和以蘇聯為主的東半球。兩霸構成的均勢是一種穩態,而且兩個陣營之間沒有經濟往來,經濟實力的增長成為兩大陣營勝出的關鍵。另外,大蕭條及二戰對全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也削弱了主要國家的力量,從而減少了全球化的阻力,百廢待興的西方世界各國在美國的主導下開始加強相互間的合作,制訂了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共同規則,形成了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大蕭條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水平下降超過 40%,1933 年的貿易額甚至下降到了 1919 年以前的水平。戰爭對世界產能的消耗和破壞更是巨大,戰后的歐洲出現了工業產出增長跟不上需求增長的情況, 美國推出的馬歇爾計劃幫助了歐洲重建。在對經濟大蕭條及二戰進行深刻反思之后,各國形成了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金融貨幣規則和以關貿總協定為代表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這兩個體系成為世界秩序的支柱。美國通過北約等軍事聯盟為西歐各國與日本等亞洲國家提供安全保障, 并在其主導下建立全球性治理結構,如聯合國的成立、安理會機制的安排,等等。

    冷戰非熱戰意味著核均衡時代的到來,也同時開啟以美國為霸權的西方世界全球化。1944 年在二戰結束前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該體系規定美元與黃金掛鉤,西方各主要國家的貨幣與美元實行固定匯率。二戰之后美國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總量的 56%,1913—1944 年美國持有的黃金份額從 27% 上升到 60%,美國完全有實力領導和主導世界全球化進程。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向歐洲注入大量美元流動性,同時通過“善意忽略(benign neglect)”容許西歐國家和日本對美貿易的順差,將美元流動性進一步注入到那些國家③。但與此同時,國際貨幣體系內在危機開始潛伏,這就是所謂的“特里芬悖論”。美國在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進行軍備競賽的同時,其財政支出不斷上升,加上國內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國庫日益枯竭,35 美元兌換1 盎斯黃金的承諾難以維系。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表電視講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開啟紙幣美元時代。美國為西方世界提供軍事安全保障,但沒有收取其他國家的稅收, 必定引發美國大量的財政赤字,只能通過發行貨幣彌補 ;與此同時,美元的未來貶值、購買力下降的代價,則由全球的美元持有者承擔。

    戰后這一輪全球化中,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事件是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開啟了世界最富裕的發達國家與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交往。1978 年,鄧小平領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宏偉大業,將 13 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帶入全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全球意義。二戰之后, 民族要解放,國家要獨立,很多殖民國家紛紛獨立,建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但是,這些經濟獨立的國家,如何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實行工業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收斂,是發展經濟學面臨的難題。從理論與實踐的角度看,發展經濟學的很多建議并不成功,尤其是與全球化相隔離的產業政策,比如,民族幼稚工業保護、進口替代、犧牲農業加快本國資本積累等④。

    回顧中國經濟 70 年的增長歷程,融入經濟全球化是最為重要的決策。這一輪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全球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資本逐利為基本動力、全球產業鏈布局為主要內容。中國 1978 年的改革開放始于農業,農村土地承包制釋放了億萬剩余勞動力,近三億勞動力從農村和中西部轉移到接受外資最多的東部地區,全國7.5 億勞動力參與全球分工。中國政治統一與安定, 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資,13 億人口的市場潛力無窮,優良的投資環境在發展中國家實屬少見。隨后幾十年中國成為“世界工廠”,“made in China”成為全球最大品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故事正源于此,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使 8.5 億人民脫離貧困⑤,這是對全球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最大貢獻。其中 , 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這是很難想象的歷史性大事件。2018 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產值 28.4%,而同期美國的制造業產值只占全球的 16.6%,美國曾經長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2010 年被中國超越。2018 年,中國制造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近 30%。相反,美國經濟中產業空心化嚴重,同年制造業僅占其 GDP 的 11%。

    在這個全球化過程中,美國的比較優勢轉移到金融業、高科技制造業與高端服務業,美國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擁有最完備的知識體系和人才隊伍。但是長期來看,美國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第一,美國自從冷戰結束在戰略上就已經失去方向,同時也導致全球兩霸穩態的結束⑥。冷戰結束后大西洋兩岸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由同心同德轉向離心離德。冷戰背景下,為面對共同的敵人,團結與一致是主流。冷戰結束,共同的敵人不再存在,內部分化出現,矛盾加劇。同樣,隨著德國等歐洲國家制造業的發展,歐美之間的產業鏈鍛造也存在合作與競爭的矛盾。1999 年歐元的推出,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體系方面的爭霸開始。冷戰結束,全球結構由兩霸的穩態結構轉入“一超多強”結構,后者相對不穩定。因為,“一超多強”結構,必有第一與第二之分,由此可能引發“修昔底德陷阱”式沖突⑦。

    第二,美元國際貨幣體系蘊含著使美國衰落的內在因子。美國占據天然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金融體系在配置經濟資源的同時,難免伴隨投機活動的泛濫,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資產泡沫, 影響實體經濟及其資源流動方向。華爾街的貪婪常常綁架美國的政策走向,使金融監管難以有效實施。美國在輸出美元流動性和輕易享受鑄幣稅的同時,在全球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一定會將全球其他國家的衰退輸入本國⑧。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非常微妙,制造業是一個國家實力的象征,虛擬經濟規模過大,制造業規模過小,這個國家必將面臨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各類風險。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各國最深刻的反思應該集中于此 :一旦全球產業鏈中斷,一個國家生產和生活何以為繼?也因此,疫情過后很多國家一定會擺脫效率考慮,布局最基本的本國制造業體系,以確保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產業鏈的部分“脫鉤”和逆全球化也將不可避免。


    全球化的逆轉與三種全球化趨勢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是實體板塊碰撞所致,實質上是全球總供求的非平衡,也就是說,在現有收入分配基礎上形成的全球總需求吸收不了全球總供給。而供求非平衡又源于深刻的全球收 入分配問題。由于全球化進程中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危機之后許多國家尤 其是美國,只在金融領域采用量化寬松的辦法進行治理,反而導致全球資產的進一步泡沫化,繼 續拉大資產收入和勞動收入的差距,引發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機。

    具體到美國,美國國內收入非常不平衡,根據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估計,美國 1% 的人口的收入占美國整個國家 GDP 的 20%,10% 的人口拿走了 50% 的 GDP。發達國家中,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最富有的小部分人,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實際收入在很長時間里沒有增長,而最富有階層的收入所占比例回到了二戰前的水平甚至更高。貧富差距的拉大降低了社會總需求,也使龐大的底層人口對全球化產生了抵觸情緒??梢?,全球化的深入主要問題并不是美國吃了多大 的虧,美國整個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受益也很多,關鍵在于美國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缺乏應對之策,缺少轉移支付。目前,美國的政治體制無法將從全球化獲得的利益轉移到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地區⑨。同樣地,歐盟運行的內在矛盾也是收益分配不均。歐洲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推進的困難,在于政治一體化推進的困難。歐盟內部統一市場有好處,但相應地各國在財政和外交方面的主權被犧牲了一部分,且并沒有得到足夠的補償,因此在面臨危機時聯盟內部容易分裂。這次歐洲范圍的新冠肺炎疫情先在意大利爆發,歐盟委員會起初沒有很多作為,只有民族國家站出來,承擔起全面的防疫責任。另外,中東地區近年來各類戰亂頻發,致使難民流向歐洲,移民問題成為歐洲民粹主義泛濫和排外情緒上升的根源。

    在全球化高歌猛進、各國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時,這些矛盾和危機都被掩蓋起來了。大家堅信 自由貿易的好處,堅信看不見的手可以引導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笆澜缡瞧降摹?,這是主流經濟學的基本信條,沒有人懷疑。經濟學是一門以理性經濟行為人為研究對象,以數理推導為基本方法, 以資源優化配置為主要目的的學科。針對理性經濟行為人和高度數理化的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 釋力不強的困境,經濟學家在多方面做了努力 :發展行為經濟學以解決非理性行為問題 ;引入博 弈論以解決行為人之間決策的相互依賴與互為前提 ;將非充分信息與非完美預期結合到理論模型 中 ;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努力存在一個最大的問題,即還是沒有將上述問題的研究置入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之中,仍然是高度抽象的研究,難以放到現實世界中處理主權國家的行為。因為 主權國家的目標往往多元,如安全、政治獨立與經濟發展 ;政治家在不同時期(選舉年與非選舉年) 的行為也往往不同,國家機器的固有運轉是否對國家行為有影響,偶發歷史事件如何影響政治決策?熱衷于數學推導的經濟學很難處理這些復雜的問題。

    2008 年的金融危機表明,全球政治經濟學必須在研究方法上創新,將所有經濟活動、經濟政策融入到具體的歷史過程與地緣政治之中,重視政治及政府行為,確立主權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而不是抽象的經濟行為人。將全球化對每個國家和地區不同階層造成的收入分配以及這種收入分配導致的政治決策變化納入研究視角,即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納入研究框架。西方經濟學界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布吉尼翁與米蘭諾維奇等學者,將全球收入不平等作為全球化研究的新視角和新方法。⑩與此同時,主權國家決策與國內政治體系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跨國公司的目標與其在全球范圍內的行為,以及與各主權國家及其民眾之間也構成一種極其復雜的關系,傳統的主流經濟學還沒有一個現成的合適框架研究這一問題。

    西方所謂的新政治經濟學, 確實在政治與經濟關系方面做過一些努力,有過幾個方面的進展 :其一,用經濟學理性行為分析研究政治家行為和社會行為,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 ;其二,將經濟學方法應用到集體行動和公共行為的分析(布凱南等);其三,科斯和諾斯等經濟學家創立的制度經濟學。但是,這些理論框架都無法分析和判斷受多重目標支配的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決策以及行為。純粹理性經濟行為人的研究,追求數學模型完美的傾向,使得經濟學日益脫離對現實問題的解答。未來需要我們將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等學科相結合,創立一個全新的全球政治經濟學框架,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和挑戰。

    西方民主曾一度被認為是普世價值,自由貿易被視為全球化的“圣經”,除勞動力之外的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的趨勢已經顯現,經濟全球化前景曾經一片燦爛。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首先,冷戰結束后,全球兩霸均衡出現問題,美國沒有蘇聯這個對手,一度失去行動方向。其次, 阿拉伯之春、烏克蘭等國顏色革命的出現,確實產生一大批所謂民主制國家。弗朗西斯 · 福山在1992 年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一書,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將走向民主制的大同,在民主制基礎上建立的政府,其行為更加理性和整齊劃一,全球化的美好前景將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但是,現實世界并沒有出現如此美好的前景。首先,西方民主制并沒有成為普遍趨勢 ;其次,新興國家在經濟發展上面臨比原來更多的問題。福山近年來對他自己的觀點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相繼發表了《政治秩序的起源 :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等書,將所有目前世界上的政治體制通過非人格化官僚體系、法治和問責制三個角度進行梳理,承認中國式政治體制具有很高的行政和經濟效率。在政治體制發生劇變的國家里,無論是亞洲的、前蘇聯東歐集團的還是中東與非洲地區的國家,如果沒有很好的文化與思想基礎,社會政治勢力的培育是很難成功的,移植的政治制度也不會成功。即便像美國這樣的政治體制,近年來也出現了很多的衰敗現象,既得利益者隊伍不斷壯大,如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左右著美國政府的決策,在華盛頓周圍有上萬個政治游說公司,精英利益集團控制美國官僚體系的情況越演越烈。美國約翰· 米爾斯海默等學者更是認為,全球化過程中統一的經濟理性人解釋是錯的, 世界不是平的,民族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宗教和價值觀。這些學者相信冷戰之后的自由國際秩序只是“大幻覺(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暫現象,世界將再次回歸沖突的時代,這才是政治的常態?。

    其實,無論是哪種政治體制,國內收入差距的縮小,中產階級的壯大,橄欖型社會的形成, 是一個主權國家采取理性國際行為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得以凝聚的基礎,同時是全球化得以進一步深化的基礎。二戰之后的 30 年是各國發展的黃金時期 :經濟增長高速,OECD 國家間人均 GDP 趨于收斂,發達國家國內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從“庫茲尼茨曲線”到“U 型曲線”,從上升到下降的趨勢,中產階級隊伍迅速壯大。與此同時,戰后的“嬰兒潮”使得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年輕,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持續增加。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左右兩黨的政治共識容易形成, 即代表國家長期利益與戰略利益的觀點和政策常??梢哉贾鲗Яα?。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各國政府債務高企,財政政策無人問津,很多國家只在金融領域采取量化寬松的方式進行治理。為走出經濟低迷,各國貨幣政策創新層出不窮,但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及可持續性已經面臨挑戰。發達國家企業大量囤積現金、實體經濟卻投資乏力,經濟步入一種“secular stagnation”長期停滯狀態,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是這一經濟狀態的三大表現。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緩慢增長的實體經濟推高了資產價格,不利于金融穩定,資產收入與勞動收入差距更加拉大,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人群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中產階級和橄欖型社會正在消失。從 2000 年到 2014 年,美國 203 個都市區的中產階級(收入位于國民收入中間值的 2/3 到 2 倍之間)人數占比出現下降?。在這種分裂化和極端化的趨勢下,不僅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容易傳播擴散,對于政治家來說,中間立場也不再是最佳選擇,因此越來越多的政治家選擇了極端立場來進行政治投機。2016 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脫歐公投成功,看似“黑天鵝”事件,實質是“灰犀?!笔录?,只是大家沒有認識到而已。

    隨著全球經濟增長的放慢,收入差距的放大,民粹主義的泛濫,必然導致逆全球化勢力的抬頭。另外,政客利用宗教文化沖突、移民沖突、民粹主義力量,無視全球化給全球所有國家帶來利益的事實,為各自黨派的狹隘利益服務,進一步強化逆全球化勢力??梢?,如果我們要深入分析全球化前進的方向,抽象的主流經濟學方法是遠遠不夠的,經濟學必須重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借鑒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深化對政治家行為以及由這些政治家掌控的主權國家行為的研究。波蘭經濟學家、改革總設計師,曾經兩次擔任波蘭第一副總理兼財長的格澤高茲·科勒德克, 對全球化過程中主權國家與市場體系進行深入分析。他認為全球化、主權國家、民主這三個要素只能兩兩共存,三元共存是不可能的。類似于國際經濟學模型中,資本的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和主權國家的主動宏觀經濟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時獲得,即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這樣的分析框架有點簡單化,尤其是對于民主概念,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但是,只要我們對相關概念作適當拓展,聯系近年來全球化與逆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則有助于對問題本質的理解。

    全球化的終極目標,從本質上講是逐漸去國家功能的,最終將走向全球治理。歐盟一體化就是全球化過程中的階段性表現,國家主權放棄與歐盟一體化推進是一致的。其中,歐元區的最大特征是歐元區國家放棄貨幣主權,尤其是放棄宏觀貨幣政策的主動權。另外,全球化等同于世界化, 在其高級階段不僅全球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而且全球勞動力應該也可以自由流動。因此,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重新理解經濟全球化 :首先,全球化可以與全球民主共存。其次,如果全球化并不能給一個國家各階層帶來同樣的收益,尤其是不能給一個國家的大多數民眾帶來收益時,由民主決策過程決定的主權國家,只能采取逆全球化政策。因此,主權國家可以與國內民主共容,但往往不能與全球化共容。最后,全球化可以與理性的、堅持民族整體利益的主權國家共容。由此理解出發,可以進一步推導出三種全球化趨勢 :

    第一,理想主義全球化。主權國家逐漸退化,“世界是平的”,理性經濟行為人并無差異,跨國公司在完全競爭的全球市場體系下運行,當資本為獲取最大利潤在全球布局的同時,全球經濟資源(包括土地和勞動力)得到了優化配置,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決定一切,政府是多余的。當然,全球市場體系也會失靈,企業活動具有正負外部性,壟斷企業現象也會出現,這時全球民主機制可以產生全球治理結構,規制企業行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顯然,這是一個過于理想、近乎烏托邦的設想,離我們的實踐十分遙遠。

    第二,開啟逆全球化進程。世界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戰后 75 年的全球化,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導致了各類矛盾的激化,危機四伏。世界走向逆全球化不是不可能。如同上述分析所指出,全球化導致國內階層分化、區域分化、民粹主義泛濫。民眾希望強化主權國家的力量, 捍衛民族利益。主權國家的行為決策由全民公投決定,如特朗普 2016 年當選,接著美國否定奧巴馬政府啟動的 TTP 和 TTIP 到處“退群”,不愿意承擔全球化的公共服務。此外,英國全國公投決定脫歐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的主權國家表面上看起來與“民主”(實際上是“民粹”)相容,但是與人類理性的全球化不能相容。

    第三,現實主義全球化。承認全球化過程中主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世界不是“平” 的,主權國家和民族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承認多元政治體制存在的合理性。但主權國家的政府行為要獨立于民粹主義思潮,把握國家戰略前景,這樣的政府更多地體現全體人民的利益,更像“中性政府”,其行為更具理性。如果各國政府在求同存異的背景下,談判解決各類爭議,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推進國際法則和國際機構的建立,構建全球治理體系,那么全球化與理性的主權國家就可以相容。

    從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 :全球化的重中之重是中美關系的走向

    中美關系無疑是 21 世紀最為重要的國際關系,并且左右著將來全球化的方向。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Niall Ferguson 在2007 年時就提出”Chimerica”的概念,譯成中文是“中美利堅”。他認為在這一輪全球化過程中,美國具有資本和技術優勢,跨國公司將產業轉移到具有勞動力比較優勢的中國,后者逐漸成長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將產品出口到美國,換取美元。由于中國國民儲蓄率很高,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長期貿易順差。美國國民儲蓄率長期低迷,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憑借美元國際貨幣地位,長期用美元支付貿易逆差。在整個金融大循環中,美國人消費,中國人生產,然后中國人收入快速增長并高額儲蓄,形成貿易順差,再轉換為外匯儲備流到美國華爾街,或購買美國國債,解決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或購買各類金融產品,支持美國居民低息購買房子。在這個制造業產品和金融流量之間的大循環中,兩國都獲得了各自的利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實體經濟的非均衡狀態難以長期維系,“中美利堅”式的產品和金融循環難以長期持續。美國的制造業空心化不僅導致很多區域不平衡,工人失業,收入差距拉大, 而且威脅到美國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和長期的金融穩定。因此,早在奧巴馬當政時期,再工業化及制造業回歸計劃已經提出。2016 年特朗普當選總統,中美關系步入低谷,中美貿易摩擦隨之而來。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史無前例,引起人們的深刻反思,即人類如何團結一致,共同處理諸如此類的全球性危機。但是,疫情也可能成為逆全球化勢力的借口,使本來就已經岌岌可危的中美關系陷入僵局。

    盡管中美關系危機重重,尤其是自 2018 年中美貿易爭端和這一次新冠疫情以來,更是險象環生。半冷戰、半脫鉤、半全球化之聲不絕于耳。但是,我們認為中美兩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合作共贏的基礎始終還在,中美“正和博弈”的空間仍大于“零和博弈”的空間。中美關系不同于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美蘇之間幾乎沒有經濟和貿易往來,更沒有產業鏈的合作。中美經過近 50年(自 1971 年起)的交往,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兩國的經濟聯系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國產業鏈已經深入互嵌。美國貿然“脫鉤”必定給中美兩國以及全球經濟帶來巨大傷害, 這是目前處于增長低迷的全球經濟承受不起的。

    次之,美國在全球化中的最大利益是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金融利益,能使這個利益獲得完美實現,離不開中國方面的行動配合,因為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

    再次之,美國在中國未來金融和服務業開放中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是美國金融企業期待已久的大好機會。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接近美國,但是中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 1/6,兩國經濟互補性大于替代性。

    一方面,在兩國經濟的某些領域,確實已經從“正和博弈”轉向“零和博弈”,比如在物聯網和數字經濟領域,由于產業的特殊性,中國的人口消費規模成為新的比較優勢,而且這可能是一個贏者通吃的產業,因為這個產業一旦做大做強,其邊際成本等于零,壟斷地位難以被撼動。也因此,美國一再在華為企業的發展上,采取各種遏制手段,甚至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另一方面,即使在“零和博弈”領域,我們也可以盡可能地將“零和博弈”的環境向“正和博弈” 的方向轉化。比如在科技創新領域,表面看中美兩國競爭性大于合作性,但是仔細思考可以發現, 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其實是符合中國長期利益的。因此,我們應該肯定中美貿易第一階段的談判成果。這個成果表明,中美兩個政治體制不同的國家可以在同一個平臺上對話,求同存異,各自捍衛本國利益,可以找到共容利益。關于中國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等內容,是我們將來需要重點推進的改革任務。

    在政治性概念上,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誰是世界老大,誰主世界沉浮,因為老大在世界永遠只有一個,這好像是一個“零和博弈”的命題,也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所在。但仔細推究,這樣的命題未必成立。一是中美兩國的實力目前看相差還是很大 ;二是中國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現在的領導人習近平,從來都堅持中國永遠不在世界上稱霸。因此,世界第一和第二的排名沒有意義。中美兩國,目前特別需要端正的心態是 :美國要正視和習慣中國的崛起,因為這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同時也很清楚,我們沒有必要在脫離美國的情況下獨立建立一套全球化體系和治理結構。

    因此,我們既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要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 是著名美國經濟史學家查爾斯 · 金德爾伯格提出,他認為 20 世紀 30 年代的災難起源于美國經濟體量已經很大,但是不愿意承擔全球責任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由角色缺位導致一系列危機, 甚至戰爭。2017 年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政治學教授(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 · 奈在歐洲新聞網發表文章再次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認為全球最大的風險是中國崛起之后不提供公共產品,沒有參與到全球治理中來。事實上,近年來中國一直高舉推進全球化的大旗,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邀請所有發達國家在透明公正的基礎上合作。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也越來越大, 在推行以上海自貿區為領先的 18 個自貿區基礎上,今年又宣布海南省為自由貿易港,體現了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推動全球化的決心和信心。

    由此可見,人類應該共建主權國家差異基礎上的現實主義全球政治經濟治理框架,即不同政治體制的主權國家,可以在堅持本國核心利益的基礎上推進全球化,建立全球治理體系。從這個角度講,2019 年達成的中美貿易第一階段談判,具有里程碑式意義,意味著中美兩國在承認各自政治體制不同的基礎上,仍然可以進一步推進兩國經濟的繼續往來?;粮袷亲钕忍剿髦忻澜煌南闰屨咧?,同時也是現實主義國際治理框架的理論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他當時認為,中美關系可能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管理矛盾,掌控大局,避免最壞的結果。我們前面也提到,在全球國與國之間收入差距和各國國內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各國政府在收入轉移方面又缺乏建樹的情況下,民粹主義、全民公投等看似十分民主的行為,實際上既違反其本國人民的核心利益,也違反全球人民的核心利益。主權國家只有在“正和博弈”活動空間之下,并努力將某些“零和博弈”環境轉向“正和博弈”環境,承認全球共容利益,才能共建推進全球化的全球治理體系,為全球經濟的共同繁榮做出貢獻。

    注解:

    ①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

    ②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高柏:《全球經濟秩序/美元:大國興衰的原點》,《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④威廉·伊斯特利:《經濟增長的迷霧:經濟學家的發展政策為何失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⑤袁志剛:《中國經濟增長三個故事的背后》,《人民論壇》2020年第4期。

    ⑥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第二次機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⑦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⑧ Ricardo J. Caballero, Emmanuel Farhi, and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The Safe Assets Shortage Conundru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⑨ Thomas Piketty,“Capital et Idéologie”, Edition du Seuil, 2019.

    ⑩ Francois Bourguignon: The Globalization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Branko.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劉擎:《2019 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上):世界變局》,澎拜新聞上海書評,http: ∥www.thepaper.cn/news Detail fonoard 5656500,2020 年 2 月 3 日。

    ? Pew Research Center, 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 Close Look at Chang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http://www. pewsocialtrends. org/2016/05/11/americas- shrinking-middle-class-a-close-look-at-changes-within- metropolitan-areas, 2016.

    ?胡必亮等:《科勒德克對全球政治經濟學的貢獻》,《經濟學動態》2018 年第 6 期

    ? Niall Ferguson and Xiang Xu,“Trump and the‘Chimerica’ Cri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6, 2018.

    ?沈丁立:《中國擔當化解“金德爾伯格陷阱”》,《參考消息》2017 年 9 月 28 日。


    來源:中制智庫微信公眾號,文章刊發于《探索與爭鳴》特稿 2020年第7期

    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李國徽 史洲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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